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主义解释

杨  龙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解释。

本文引入了制度结构的概念来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制度结构是指不同形式、层次、类型、功能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不同制度安排之间如果能够相互支撑、互相补充和配合就能够充分发挥制度约束机会主义行为、节省交易成本、促进合作等功能；反之，则会增加制度的实施成本，导致功能的紊乱。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是制度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上，这两方面的制度安排具体表现为政治集权和财政联邦主义。

本文力图证明，这种制度结构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受到很强的增长激励，另一方面又约束地方政府向着被产业利益集团“俘获”方向发展，同时还为地方政府创新、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制度结构的另一大优势是，制度有足够的弹性，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作出适应性的调整。这一是表现为中央政策往往只提供政策方向或宽泛的政策目标，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适度调整，从而使得实际政策更贴近地方实际。二是表现为能够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权和事权关系的再调整，来缓和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政治集权和财政联邦主义的配合以及由此所塑造的地方政府增长偏好和制度弹性可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30年的经济成就。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制度结构在催生中国长期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明显的弊病，而且这种负面效果可能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国家的制度供给者角色与东亚奇迹

郭忠义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0世纪下半期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先后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也是经济学家和相关学者们持续关注的理论热点。毫无疑问，市场经济制度与经济奇迹具有直接的正相关。然而，市场经济制度如何建立并完善，涉及对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方式的再认。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角色、制度与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本文认为，国家作为“制度供给者”，不断推出以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东亚奇迹创生的关键。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

华世平

美国路易威尔大学教授

80年代初中国立法改革之始，中国立法方面改革的重点是保障经济的稳步发展，因而,在改革之初中国的大部分立法都同经济有关， 对外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是30年来中国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这一方面需要中国要一套完整的法律系统，同时也需要在立法过程中向西方借鉴大量的经验，这两点都在中国立法改革30年的发展中有鲜明的体现。立法的功利主义倾向仍然比较明显：即立法不是目的，而是执行中央政府政策的手段，当前的立法哲学主导思想，即法律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指导思想，同改革前相比没有根本的变化。这一哲学基础对立法现实指导性不强，因而，立法方面的理论建设还有待提高，30年来，立法数量多，差不多是每年双位数增长，这点和当前公民法律意识弱有矛盾。因为官员的法律意识也有待提高，因而，法制和政治不分的现象很普遍。

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

崔丞模

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科学学院副教授

低收入经济可以通过制度的改变，学习借鉴发达经济的有益部分，从而逐渐赶上发达经济的步伐。笔者认为这种制度的改变不一定仅仅局限在对国际贸易开放经济，而主要是通过创造出口来带动国际交流。东北亚的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推动知识技术的交流，但是在追赶其它发达经济的同时，确立保护专利、知识产权和其它有益思想的制度，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研发活动的开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动力。同时从事知识技术贸易的国际市场需要进一步开发。

经贸因素与联盟转型——以美国东亚联盟为例

满海峰

辽东学院朝鲜半岛研究所教授

联盟并非仅局限于安全领域，经贸因素对联盟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在联盟管理与转型阶段，联盟的防务分担、公共产品供给、盟友之间援助以及贸易摩擦等经贸因素作用巨大。在美国东亚联盟中，盟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变迁、经贸关系的拓展、对外援助的变化以及贸易摩擦的增多都有力地推动了联盟转型。通过对经贸关系的整合，美日、美韩联盟已基本实现转型，美菲、美泰签署FTA也将推动其联盟的调整与变革。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双边FTA战略具有深远的安全效应，对此中国应有所准备。

后金融危机时期油价走势与东北亚

能源安全之路的抉择

徐海燕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用随机数学模型讨论了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油价走势，指出国际原油价格继续走高，且有可能出现新一轮油价暴涨，由此“亚洲溢价”问题会变得更为突出。文章指出面对严峻的共同问题，东北亚各国加强能源合作已势在必行，合作则共赢，暗争则互损。文章认为导致“亚洲溢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因而解决“亚洲溢价”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寻求新的油气进口源地，使东北亚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分散化，并建立起东北亚能源安全的多边合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亚洲溢价”问题。笔者尤其强调了开拓泛丝路能源通道对东北亚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意义，并就寻求新的油气供应源地进行了探讨。

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与东亚转型：

基于制度与结构的视角

刘洪钟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通过一个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的关联框架，从制度和结构视角比较了东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的不同冲击。基本结论是，东亚的经济危机是在其全球化道路上由于自身脆弱性而遭受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冲击，前者可被称为制度性冲击，后者则属于结构性冲击。历经两次危机而转型的东亚，将会走上一条更加均衡、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之路。

东南亚国家从威权到民主的政治转型

及其制约因素

谢晓娟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东南亚国家从威权政治转向民主政治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东南亚国家特有的政治环境、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制约了民主化的发展，在转型过程中各种力量又围绕着权力和利益进行着复杂的较量与博弈，从而增加了民主化进程的复杂性，所以，这一民主化过程必然是充满曲折的长期的过程。但是，毋庸置疑，经济的繁荣、社会秩序的稳定、成熟的政党制度以及相宜的文化生态环境都是民主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亚洲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

时家贤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经济增长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于后进的亚洲国家来讲，制度因素,特别是制度创新至关重要。制度创新既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基础，又是亚洲经济增长的需要。制度创新是亚洲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动力和保障。

社会课责在公部门的运用

陈金贵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

当代政府推动各项行政工作时，受到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不仅以官僚体制运作，也纳进了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途径，使政府不再是单一的行政主体，而建构成网状治理的模式，形成从「政府到治理」的现象，因此传统上要求政府对自身行政运作负责的行政课责，已无法满足如此行政典范转换的要求，必须有更宽阔的考虑，才能平衡治理概念的需求。由于世界银行为解决开发中国家的贫穷问题，推动善治(good governance ) 发展出新的途径，希望透过政府与公民的合作， 可以达到改善贪穷的目的，然而在推动的过程中，发现政府的服务效率不彰，显现出其贪腐、无能，主要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使其行政管理失去效能，因此提出「社会课责」(social accountability ) 的概念，意指一种依赖公民参与所建立的行政课责途径，经由普通民众和公民社会组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要求行政课责，例如公民可以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预算的编制、公共支出的有效使用及公共服务输送的监督等，使得政府可以改进其治理能力、提升服务效能及增加民的赋权。社会课责可以采取公民报告卡、小区记分卡、社会审计、公民陪审团、公听会等不同方式来进行，近年来在拉丁美洲及非洲已有初步的实效，但各国政体和政情不同，是否能运用到其他国家或是需要如何的调整，使社会课责能成为公共行政理论和实务的新课题，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方向。

政治结构稳定与体制机制创新是

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

顾爱华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政治结构是社会政治力量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组合状态，是处理社会政治关系的基本秩序原则。中国的政治结构由政党、国家机构和不同利益集团组成，涵盖了政治主体、政治权力和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处理政治结构关系的原则是稳定、规范、有序。中国社会快速现代化得益于在保持政治结构稳定的基础上，对国家权力的分工体制、决策与执行机制和权力制约监督方式等进行创新与完善，使社会政治制度的优势得以有效发挥。政治结构稳定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体制机制创新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保持政治结构稳定与体制创新是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历史选择。

公私协力制度的监督与信任：BOT个案的

矛盾与解决途径

黄一峰 

淡江大学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近年来新公共管理学派鼓吹政府再造、人力精简，其主要立意即在于将企业精神导入政府部门，以期达成精简人力、节省预算、缩编组织的目标；其中公私协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为重要的政策工具，旨在以民间力量投入公共工程与服务，借重企业的效率与创新精神，提高公共服务成效。然而，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着眼，民间企业却须对股东提供相当利润，未必以大众利益为主要考虑。因此，公私合作的基础并不必然自动形成信任关系；双方各有其须保护的利益与立场，尤其传统政府设计以防弊为主要考虑，对企业以兴利为职志的经营立场，自然存有不信任，甚或敌意。因此，以往公私业者的互信基础不足，所以对于彼此合作有一些顾忌，以至于彼此之间的合作成效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本文探讨公私协力制度的监督与信任问题，并以BOT案例说明解决之道。

中国就业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罗元文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和谐之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就业制度是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它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不同阶段就业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归纳出中国就业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理，并提出完善就业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文化和其组织绩效的提示

按情·理·法的框架

 白权镐

韩国岭南大学教授

中国是一个社会交往建立在传统裙带“关系”网络之上的社会。这种关系网络主要以亲属关系、校友关系和同乡关系为纽带。中国正在进行政治及体制改革来提高人们对制度的信任感。自从1999年中国在宪法修正案第五款第一条中明确阐述要依法治国以来，已经过去十年了。中国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与其日渐成为全球政治、经济超级大国息息相关。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的角色和中国所采取的强硬立场及政策都引起了些许变化，尤其是中国整体的企业环境的变化。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战略目的已由建立低成本的加工制造型企业向市场导向型企业转变。这些转变使得外国公司无论是从战略还是在实践上都更加急切地想要推进其在中国的经营、管理本地化的进程。 本项目的研究目的，是通过确认情、理、法存在于中国公司的组织领域中来归纳情、理、法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并使其成为一种管理规范；通过相关的实证检验来找出以情、理、法三种手段为基础的管理规范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个人情、理、法的价值观相对于合情、合理、合法的管理惯例对于组织绩效的调节作用。

韩国公务员考试系统和经济繁荣

朴鸿圭

韩国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副教授

韩国政府自1950年开始设立公务员考试系统并一直延续至今。所有韩国的社会精英都通过公平、公正的考试进入到国家公务员队伍中去。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套考试系统，韩国的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然而，近些年来，此系统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韩国国内也在积极、热烈地讨论这套系统的留存与改革问题。在本文中，我将陈述韩国公务员考试系统所起的作用、目前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制度模式探析

刘钧霆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从制度层面分析了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基本状况、模式特点与成因，并探讨中国未来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取向。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其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制度取向也应作相应的调整，从而促进中国生态环境的改善。